“牛局”、“牛官”何其多！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5/0508_23_529390.shtml

http://news.ifeng.com/society/1/200805/0507_343_526831.shtml  延津交通局违规查车致人死亡 纠集打手暴打亲属(图)     你为什么不把交警直接撞死算了

2008年05月08日 11:43光明网-光明观察【大 中 小】 【打印】

4月26日下午，在没有设置任何警告设施的情况下，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交通局在浚丰公路上违规查车。据目击者说，当时被查货车速度很快，交通局工作人员突然拦车，货车司机紧急偏刹，导致路边的一名行人被压在货车后车轮下，横祸身亡。死者亲属到交通局索赔，却遭打手乱棍暴打。（5月7日《中国广播网》）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的第一感觉是:延津县交通局真“牛”！

国家三令五申，几乎是下“死闸”禁止“公路三乱”，但延津县交通局还敢明目张胆的上路截车，你说牛不牛？

在制造“公路三乱”的过程中又错上加错，出现严重失误，导致被截货车司机紧急刹车避让，撞死一人，撞伤一人，事故发生后，现场的交通局工作人员未免受牵连，逃脱干系，竟见死不救，在众目睽睽之下开起稽查车就跑，尽管肇事的货车司机冯某抓住了稽查车的方向盘，但四名工作人员不但不停车反而加速，将冯某拖行4至5米后，强行推开驾车逃之夭夭。光天化日之下，身为执法者，行为卑劣至此，猖狂至此，你说牛不牛？

被货车撞死的无辜行人张海静的家属到延津县交通局讨说法，交通局不但不答复，反而纠集一帮打手将死者家属痛打一顿，直到警方插手才肯罢休。堂堂的国家机关，本来已经犯了错误，本来就理亏，反而和老百姓动起了"全武行"，你说牛不牛？

记者采访延津县交通局副局长袁某时，袁某的回答也很“牛”。当记者问在浚丰公路上（浚县与延津县交界处）延津县交通局有没有上路查车计划，有没有河南省交通厅的批示文件时，这位袁局长说:“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按照我们平时见惯的模式，一个单位惹出“事非”被媒体采访时，单位“发言人”总是要遮遮掩掩，模糊应付，不及主题的，袁局长的回答如此“明确”，如此“理直气壮”，让人不得不“佩服”。

延津县交通局何以敢做出这一系列“牛事”？

笔者暗自揣测，是不是延津县交通局给各科室下了罚款任务，或者说罚款有奖励提成，多罚款就能多得奖，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是不是执法人员觉得捅了“娄子”后，一跑就能了事，没有料到群众会穷追到单位，因而才穷凶极恶，不顾群众的死活“杀”开一条路扬长而去？是不是延津县交通局上上下下觉得用暴力和武力，用棍棒的淫威就可以把老百姓吓跑，而自己恣意施暴又不会得到任何追究？是不是交通局的有关领导认为，把这件事完全可以归结为某些执法人员的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与领导无关，所以才“明确”地吐露“实情”？

浚丰公路上还留着货车碾轧张海静后留下的一条十五米左右长的“血肉带”，还留着年仅20岁的已故幼儿园女教师一段风干的肠子，死者的家属还在奔走呼号。这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笔者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此事，彻查一下事故的原因，全面严格追究延津县交通局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杀一杀那些“牛人”的“牛气”，让死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给死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其实，延津县交通局并不“孤独”，近年来，一些执法单位的“牛事”，一些官员的“牛事”屡屡见诸报端，君不见，有的执法单位动辄就打人，打死人；有的官员动辄就对举报人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而“牛局”、“牛官”们层出不穷，到底是因为监督机制的缺失，还是监督意识的淡薄，或者监督措施的乏力，这的确应该引起有关领导、有关部门的深思了。

官员买房打折是“血酬”的变现

2008年05月08日 08:42红网【大 中 小】 【打印】

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徐家汇，名为帝景苑的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2008年5月7日《现代快报》）

按照上海的房价，一套房打五折，对房地产商就是几十上百万的损失。而帝景苑的行为并非孤例。按业内人士的说法，“1999年后，随着上海房地产业逐步走出低谷，开发商以低价卖房方式打点官员之风渐盛。”

开发商乐此不疲，一点都不用奇怪。经济学上讲人都是经济人，任何行为都会讲究投入产出，房地产商是这样，手握权柄的各级官员也是如此。房地产行业的资源密集属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利益密集型行业，资源稀缺、回报丰厚、行政许可影响太重、垄断色彩过浓，诸多因素的聚合使得逐利的商业资本很容易与审批权力媾合，成为房地产领域的“特别通行证”。

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进入市场的目的就是追逐高回报。但这个钱赚起来并不容易，在房地产项目规划审批过程中，集中了太多的权力。除了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还需经房管、工商、税收、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在上海，一个项目搞下来一共要盖60多个公章，北京要盖100个以上。”而中国古语说的好，“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如果不把具体办事的“小鬼”们伺候好，可能就意味着无休止的等待。时间就是金钱，作为逐利的商人，即使不舍得，也得出这份血。

对掌握审批大权的各级官员来说，进入这个市场就得不断经受诱惑。看到房地产商大把大把赚钞票，逐利的天性就很容易产生寻租的冲动。这时如果再没有对权力的相应制约，就非常便利地与房地产商的投怀送抱一拍即合。当权钱交易完成后，腐败成本马上会打入房价——“狼”和“狈”的投桃报李，最终要出在“羊”身上。

这两年福州等地方公布建房成本，认为利润率在50%以上，而房地产商拼命否认、有些政府官员支支吾吾，其秘密就在上边的分析中。主管部门看到的成本，只是有形的造价，房地产商的成本，则包括了私下的“孝敬”。但只要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他们仍可赚得盆满钵满。

这样说不是为哪一方辩解，我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权力运行缺乏公开和透明，不受监督和制约，权钱勾结便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点。血酬定律，就是有关权力者如何透过掌握别人的生杀大权来得到报酬，这是由拥有权力者，透过追求最大的自身利益来决定的。这种权力叫做合法伤害权，谁按照权力的规则办事，谁就会得到利益。开发商按照权力的规则办事了，得到了利益，权力拥有者则获得了“血酬”，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广大的消费者。

请直接告诉民众是哪个“有关部门”

2008年05月09日 08:43珠江晚报【大 中 小】 【打印】

作者:王琳

网上有个段子问:中国最难找的部门是哪个部门？答:有关部门。4月28日的《安徽日报》有篇不足80字的报道，堪称绝佳的注脚。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4月22日，有关媒体发表《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调查》的文章后，引起了我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近日有关部门已派员赴阜阳进行调查。(通讯员 沈轩)

这包括署名在内的72个字中，先后出现了“有关媒体”，“有关方面”与“有关部门”，可谓“集‘有关’之大成”。按理说，李国福事件中的“有关部门”并不难猜测。举报人李国福是在位于监狱内部的医院死亡的，监狱的主管机关和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以确认监狱管理人员有无违法或失职。而具体经办李国福案的也是检察院，且民间多质疑此案系当地主要官员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为澄清事实，查明真相，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应对此展开独立调查，以确认李国福案中是否存在以言代法、越权办案或打击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甚至是职务犯罪。当然，依中国式违法违纪案件查办的通例来看，上级纪检机关也可能介入。但纪律调查和法律调查并不冲突，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然而，我们在有关媒体对“有关部门”的报道中，却看不到任何检察机关或纪检机关的身影。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倒是提供了另一个消息，死者家人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调查组成员与他们或代理律师接触。看来，这“有关部门”还确实神秘。无论依法或按理，死者家属都应是被调查对象之一。可“有关部门”就是不来找你。你想找“有关部门”去，问题是“它”无名无姓，上哪找去呀!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专案调查，信息多不透明或至少是公开不及时，这也导致了受害人有冤无处诉，有情况也不知向哪个部门及时反应，从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走向“赴京上访”的漫漫长路。

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的消息经媒体暴光之后，舆论哗然。在笔者看来，回应公众质疑，主动调查并及时公布事实真相，既是安徽省第一监狱和安徽省司法行政机关的应尽职责，也是安徽省检察机关和阜阳市检察机关的应尽职责。职权之内，责无旁贷。不管事件有没有“引起省有关方面的重视”，这四个“有关部门”都应主动履行职责。问题是，即便按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看，4月28日之前，“有关部门”就已经派员赴阜阳进行调查。而10天过去了，调查进展如何、结果何时公开等民众最为关切的信息，“有关方面”依然讳莫如深。这怎能不引发新一轮的批评？从现有信息看，“有关部门”是否已派员赴阜阳都值得怀疑？如果在“有关领导”的眼里，本文也属于“妖魔化阜阳”的一分子，那么请“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先行责问一下自己，造成民众质疑的根源究竟在“民众误读”呢，还是在“有关部门”的信息不公开？

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5/0509_23_531120.shtml

我们要打败他，我们就要接近它，了解他，学习他。

2008年05月09日 09:27南方网—南方周末【大 中 小】 【打印】

松下幸之助,中国企业家的偶像 作者BillRay

■编者按:

十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如“过山车”般，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如今，随着胡锦涛主席访日，“日本话题”再次“热”起来，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都开辟了专题，传统媒体也在报道和讨论。

在外交场合的握手言欢之外，我们更愿考察两国间更真实更复杂的关系。在本专题中，您将会看到，除仇恨外，日本在中国还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存在和影响。

在这组专题中，您还会看到两个肯定不会成为现实的命题:《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第11版）。尽管是“不现实的想象”，但也许会给彼此带来更多冷静。

对中国来说，如果放大仇恨，对日本过多“误读”，只能伤害自己，同样，如果日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也将伤害其自身。

我们希望，这组专题能给中日两国人提供更多样化的观点和视角。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山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政论家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

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已蔚为大观。

既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21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2366亿美元，与817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珀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属一公司，仅因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决定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2007年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62亿美元，明显低于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99.71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在香港一地的投资就达76.8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它们总是严重地附着于政治。200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4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重掀起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

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5月4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2008年05月09日 09:30南方网—南方周末【大 中 小】 【打印】

假如日本失去中国

2008年05月09日 09:24南方网—南方周末【大 中 小】 【打印】

■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

■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

■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也想参考一下。”

石原都知事今年1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180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

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

“不能生活了！不能去学校了！不能刷牙！没衣服和鞋子穿！没手表，看不了时间了！不能用iPod听音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能吃食堂的沙拉了！街上的灯光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中国）东京就暗了，认不出店了！生活没有电脑了！也没有手机了，因为充电器是中国制的！”

佐藤明在东京工作30年，在他看来，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老百姓不少。最近在日本，有一个概念特别流行，即“格差（Kakusa）”，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格差”是收入的差距。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而正逐步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恰恰是最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如果中国产品消失，生活应该难以为继了。有钱人还可以，他们能承受高价格的压力，但更多的老百姓将遭到巨大的困难，包括我。”在大阪某所高中教书的和田老师说。

生活难以继续的背后，是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会死亡吧。”高盛集团分析员德田这样描述中日经贸联系中断后可能的情形，“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从国外进口对老百姓来说最迫切的粮食和食品，导致恶性循环。”

“企业将受到巨大打击”，面对“如果日本失去中国”的命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对此命题的第一反应。

“对日本而言，中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的加工厂，更是正在成型的巨大消费市场，它为确保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目前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分析员朱晖说，“中日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空间，在产品、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等等多方面都是如此。由于面对着北美、欧洲两大经济共同体的强烈挑战，日本如果无法与中国构成共同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新发布的《2007中日贸易》报告，2007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包括香港）占总贸易额的20%以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雇用的员工总数大约1000万人。“日本离不开中国”这一说法，也许中国人更愿意听到，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恐怕确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了中国，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今天日本的“舆论过程”或多或少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